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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提出把监狱变成学校,只要环境许可,就坚持不懈地学习,获益匪浅的情况。他听了直点头,接着说,过去我们犯错误,主要是因为不根据客观实际办事,主观与客观相脱离。当然,犯错误的人,也不是对实际情况一点都不了解,只是他们了解的情况是片面的,不是全面的,而片面的情况就不是真正的实际。他还说有些人只知道书本上的词句,却不会跟实际联系起来,使之成为行动的指针。毛主席就讲过,有人通读了《资论》,却讲不清楚边币与法币的关系。陈云同志的这些话,听起来很平常,但却说明他通过学习和实践,已经掌握了马列主义的精髓,即实事求是。我和他一起工作的时间很长,对这一点体会很深。许多复杂的经济问题,他都是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处理的。他把他的体会精辟地概括为两句话:“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另一件是讲“养生之道”。我初到延安时,陈云同志还不到40岁,身体就不太好。他说,他是“木炭汽车”,走走停停,走几里路,就要停下来,加加“热”,修理修理,有时还要有人推一推。但他懂“养生之道”,受毛主席哲学思想的启发,想通了多做和少做、工作和健康之间的关系,很好地处理了这一对矛盾,活到90高龄,并因此而为党为人民作出了更多的贡献。我78岁那年,陈云同志(时年81岁)为我手书条幅一帧,升华为“多做就是少做,少做就能多做”这富有哲理的12个字。他的经验之谈使我心向往之。遗憾的是,我始终做不到。“非不愿也,是不能也”。一种历史的责任感使我觉得要抓紧干,特别是应该把自己在中央领导下亲身经历、知之甚详的大事、要事、经验、教训赶紧写出来,留给后人,作为殷鉴,以便把我们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得更好。二1949年5月,新中国诞生的前夕,党中央书记处和毛主席决定调陈云同志主持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在这以前,他主持过陕甘宁边区和东北解放区的财经工作,有领导财经工作的经验。毛主席要我协助陈云同志工作(那时中央已决定我“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并要做书记处分配给我的一些工作)。7月,中财委在原中共中央财政经济工作部和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基础上组建完成。建国后改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陈云同志任主任,我和党外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任副主任,以后又陆续增加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等同志为副主任。中财委成立以后,面临的全国财经形势是很严峻、很复杂的。我们虽然将官僚资本企业收归国有,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但小私有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所占比重很大。投机资本家凭借他们掌握的足以捣乱金融物价的经济实力,经常兴风作浪。说什么“共产党是军事100分,政治80分,财经打0分。”他们要在经济上同我们较量。由于物价连年猛涨,人民深受其苦。那时解放战争还在广大地区进行,军费等开支很大部分是靠发行钞票来弥补的。由于钞票发行过多,政府财政赤字庞大。加上过去由于敌人封锁,各解放区长期分散经营,各有货币,各管收支,这种当年行之有效的正确的办法,已不适应于全国统一的新形势,不利于集中力量克服面临的严重困难。1949年7月下旬,陈云同志亲自到解放不久的上海调查研究,并在那里主持召开了全国财经会议。会后,他集中力量抓了两件大事:一是平抑金融物价;二是统一全国财经工作。为了平抑11月那次最大的物价波动,陈云同志亲自主持,从全国调集粮食、棉纱等主要物资,经过周密部署,各大城市统一行动,在几天时间里就给哄抬物价的投机奸商以毁灭性打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不得不为之折服,说“中共此次不用政治力量,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物价,是我们所料不到的”。为了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经中央同意,各大区和各省、直辖市书记均兼任各该区、省、节财经委员会主任,统一财经的工作进展很顺利。陈云同志从全面的调查研究着手,掌握大量材料,加以分析,找出矛盾,特别是注意抓住带全局性的问题,有针对性地采取得力措施,加以解决。这种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就是善于牵住牛鼻子,因而进退自如,疾徐由我,真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到1950年4月,全国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出现收支接近平衡、市场物价趋向稳定的可喜现象。记得有一次我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说到陈云同志主持中财委工作很得力,凡看准了的事情总是很有勇气去干的。毛主席听后说,哦,过去我倒还没有看出来。我又重复讲了一遍。毛主席听了,没有说话,他顺手拿起笔来,在一块纸上写了一个“能”字。我问道,你写的这个“能”字,是否指诸葛亮在《前出师表》里叙述刘备夸奖向宠的用语:“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毛主席点了点头。后来,毛主席还说过,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三如何正确引导小私有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使它们沿着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是建国初期指导经济工作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都曾认真加以研究,最后的结论,还是要采取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其中包括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办法。在酝酿的过程中,陈云同志曾再三说,在目前情况下,这是最好的选择。1950年春夏之交,经济生活中新出现的问题,就是商品滞销,双营工商业经营困难,由此而引起工厂关门,商店歇业,失业增加。针对这种情况,中财委党组召开了一次会议,由陈云同志主持,专门讨论调整工商业的问题。会上我谈到,《共同纲领》第26条规定,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但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研究得不够,没有把原则规定加以具体化。陈云同志赞成这个意见,说,现在党外人士把《共同纲领》第26条背得很熟,而我们党内一些同志却把它忘记了。他建议财经机关每个干部都发一本《共同纲领》,不但要读熟,还要照着做。陈云同志在中财委党组会上说,现在我国有五种经济成分,我们的方针是,在国营经济领导下,统筹兼顾,使之各得其所。这样才能搞好新民主主义,并进而在将来进入社会主义。为此,他主张从预算内划出一部分,叫做“合作费”,给民族资产阶级一点“油水”。还说今后国家订计划要把私营部分包括进去,这对我们有利。会议同意他的意见。当时调整工商业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是,投放货币,收购农副产品,开展城乡交流,同时由政府和国营企业向私营工厂加工订货,扶植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恢复和发展生产。对待私营商业,则由政府规定适当的批零差价和地区差价,使私商有利可图。由于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措施,到1950年秋天,商品滞销的情况全面缓解,全国城乡经济进一步活跃起来了。陈云同志总结说:6月以前是统一财经,6月以后是调整工商业。“只此两事,天下大定(1)”。他又说,在中国,农业经济占主要地位。扩大农副产品购销,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半年来的财经工作完全说明,城市的繁荣是农村经济转动的结果。这一条道理,现在我们摸到了。他所说的“这一条道理”,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我国,对广大农村,对农业生产的任何懈怠,都将受到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1 2 3上一页下一页
[导读]62年粮食很紧张,陈云建议的解决办法有四条,其中之一是动员城市2000万人下乡。后来毛泽东在谈起这一条措施时很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民好啊!几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四中财委时期,陈云同志还紧紧抓住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和合理增加劳动力这两件事。他的主张是,要把基本建设投资规模砍到国家财力物力特别是农业生产能够承受的程度。凡是增加职工,他总要看看市场供应怎么样。如果物资不够,就不准增加人。他认为,把基本建设投资和增加劳动力这两件事管住了,就不至于出大乱子。那时候,他对农业管得少,要我抓一抓农业问题。到了1952年,陈云同志开始抓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他提出,要把苏联援建的156项骨干工程,一项一项地摸清楚,一项一项地向中央汇报。他说,我们应当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但必须适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绝不要照抄照搬。实践证明,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安排得比较好的,是从实际出发,又注意了综合平衡的。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出现了全国粮食供销矛盾严重的问题。收购得少,销售得多,购销赤字还在不断扩大,不少地方开始出现混乱。毛主席要中财委拿出办法。这时,陈云同志因病在北戴河休养,中财委由我主持,会同粮食部,草拟了粮食收购和供应的办法。其中没有提到统购,主要是考虑到农村干部和农民群众可能难以接受。草案提交正在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讨论。这次财经会议是1953年6月13日开始的,原定半个月,主要讨论五年计划、财政、民族资产阶级三个方面的问题,随后又加了一个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问题。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利用毛主席对新税制及其出台程序的不满和批评,借机发难,大搞“批薄射刘”,搅得会议收不了场。毛主席出了个主意:搬兵,把在北戴河休养的陈云、邓小平请回来。陈云同志明确指出,“我以为,在工作中间个别不同的意见,不能说没有”,但“不能说中财委内部有两条路线”。小平同志说,大家批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但不能把它说成是路线错误。他们的这些话,把高、饶的所谓“批评”顶了回去。同年年底,毛主席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变本加厉地搞阴谋诡计,妄图拱倒刘少奇同志。他找陈云同志谈判,说要搞副主席就多搞几个,你一个,我一个。遭到陈云同志的严辞拒绝。高岗又找小平同志谈判,说少奇同志不成熟。小平同志明确表示,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陈、邓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向毛主席反映,引起他的注意。根据毛主席的建议,1954年2月,召开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露了高、饶分裂党的阴谋。6月3日,毛主席通知我和刘澜涛、安子文参加书记处的一次会议。我刚进门,毛主席就说,财经会议和会后一段时间,我们对一波同志是有些误会的。但是如果没有高饶反党集团的揭露,这些误会还是解除不了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波同志是好同志……。有毛主席这番话,我认为,我的“问题”就算是解决了。五全国财经会议后,陈云同志集中精力,深入研究解决粮食购销问题。他认为,要解决粮食购销问题,一定要处理好四种关系,即: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私商的关系,中央跟地方以及地方跟地方的关系。这四种关系中,难处理的是头两种,而最难处理的,是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他反复考虑过八种方案:一、农村征购,城市配给;二、城市配给,农村不征购;三、农村征购,城市不配给;四、继续自由买进,自由卖出;五、先自由购买,实在买不到时,再到重点产粮区征购;六、层层下达控制数字,由村党支部动员农民认购的办法,认购不足就不散会;七、订预购合同,按合同购粮;八、各行其是,不搞统一办法。经过权衡利弊,他向中央建议采用第一种方案,就是农村征购,城市配给。名称叫做“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那时陈云同志下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的。他曾形象地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他强调,粮食不足是我国较长时期内的一个基本状况,因此采取征购的措施是不可避免的,越是拖得久,混乱的局面必然越严重,我们也就越被动。当时我不在北京(财经会议后,我已辞掉了一切工作,要求下去摸一个大工厂。毛主席找我谈话,说,中央还需要你在中央工作,不能下去。天塌不下来。你到外地去跑跑、看看嘛。)就在我乘火车沿同蒲线北上时,陈云同志打电话找到了我,说为解决粮食购销困难,准备实行“统购统销”。他说,过去英国实行过这个办法,当时他们遇到的经济情况与我国类似,实行“统购统销”成功了,可资借鉴。问我有什么意见。我首先表示同意,说,我对英国实行统购统销的情况,完全不了解,但过去我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时亲身经历过一件事。那时亲朋寄来的钱,合计每月在光洋200元左右,但各个监房多少不等,钱多的就拿出一部分来帮助缺钱的。后来党支部搞了个“生活公社”,改成完全集中统一使用,收入一下子就下降到每月100元了。支部赶快改正,恢复原来的办法,很快又恢复到每月200元。这说明即使是在坐牢的情况下,对患难与共的共产党员,也不能把他们的财物“一律归公”,统得过死。我建议在实行统购统销时,可否给农民留一些可以自由支配的粮食,比如20%或者30%。陈云同志说,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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